1958年底，负责原子靶场建设的张蕴钰主任带领一支分队来到了新疆罗布泊。他们即将在这里建设原子靶场。

　　这片荒凉、贫瘠、风沙肆虐的沙漠戈壁，给核试验基地的建设者们带来了很多困难，甚至稍不留神，就可能失去生命。艰苦的条件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力，但为了核试验基地的按时建成，他们每一个人都咬牙坚持着。

　　1962年，核试验基地初步建成。接下来，需要根据每次核试验的具体形式进行针对性的建设。

　　当时，仅核试验靶场可以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有几十上百个，而每一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技术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一支懂得核技术的专业队伍来完成这一工作。

　　在第二机械工业部九所担任技术副所长的程开甲，接到了去西北核试验基地创办研究所并负责核试验技术工作的任务。

　　当时，围绕中国首次核试验采取空爆还是地爆的方式，研究人员们产生了激烈的讨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程开甲和研究员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一来，既保密又能够系统可靠地拿到核试验的宝贵数据。

　　为了建设原子弹塔爆试验所用的铁塔，全国发起大协作。无缝钢管由鞍山钢铁公司专门生产，塔架由建工部华北金属结构厂加工，装原子弹的吊篮和专用起重机由北京起重机厂制造，塔基由工程兵124团负责建造。经过68个工作日的奋战，工程兵们克服诸多困难，将铁塔安装成功。就这样，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戈壁沙漠中拔地而起。

　　1964年初，从全国各个地区的科研机构、工厂运送来33000多吨器材和设备，数千名研究人员陆陆续续抵达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区。一时间，试验大军云集，帐篷连营千里。

　　随着核试验准备的稳步推进，一支不寻常的队伍进驻了罗布泊。他们所携带的设备不是什么高精尖仪器，而是防毒面具和衣物。为了能够在保护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从爆炸试验中取得精准的测量数据，这些防化战士必须在核爆后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进入10千米之外的爆心。

　　在海拔3200多米的高原上，空气稀薄，干燥难耐。如果再戴上密不透风的胶制防毒面具，更是令人窒息。对于大多数防化战士来说，穿戴防护服半小时就面临晕倒的危险。而一次取样从出发到完成需要4小时以上。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所有防化战士每天坚持穿戴防护装备在烈日下连续行走4个小时以上，做适应性训练。

　　1964年9月16日，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书记张爱萍和副书记刘西尧奉命回到北京，向中央专委会和周恩来总理汇报试验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安排，选择爆炸试验的时机就此提上日程。

　　对于是早点试爆还是晚点择机再试爆，中央专委会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确定的试验方案汇报后，决定采取“早试”方案。

　　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可以根据准备进度，确定试爆时间，日常通信的加密等级也越来越高。为了保险起见，周恩来总理提议，编制一套暗语，用于核武器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从此，这枚外形较胖、类似球形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原子弹有了个新名字——“老邱”，铁塔上安放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叫“梳辫子”，装配原子弹叫“穿衣”，起爆时间叫“零时”。

　　1964年9月29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技术负责人朱光亚通过专线用密语向北京报告：老邱已上轿。这就意味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非核部件已经乘坐专列秘密前往罗布泊。

　　专列是从国外进口的带保温设备的列车，列车长、列车员、司机和检车员更是经过精挑细选，专业技术绝对可靠。沿途列检员用的铁锤都改为特制的铜榔头，防止敲打火车轮子时产生火花。为防止专列使用的煤炭混入爆炸物，工人们用筛子将100多吨煤炭仔细过筛。之后这些煤炭都由保卫部门派人统一看管，防止有人做手脚。

　　当年参与运输的沈顺康，多年以后仍清晰记得原子弹装车时的情景。

　　原221基地二分厂 沈顺康：这个专列是国家密级最高的的一个特级专列，无关人员通通远离，不准接近这个车子。根据保密要求，我们这些同志都是无名的，没有其他同事和领导欢送，静静地离开了基地。

　　有些重要的核心部件，更是由专人专送。在各单位的大力协同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所有零部件全部运抵核试验基地。

　　1964年10月，原子弹正式完成总装，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10月14日，原子弹安全吊上铁塔。随后，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拟定在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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